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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道德模范”刘婷变性3年:怀着少女心 想谈一次恋爱

发布日期:2019-11-19 23:18   来源:未知   阅读:

  他们曾是身处舆论焦点之中的新闻当事人,如今,他们在舆论之外,继续着各自冷暖起伏的人生。

  2009年,尘肺病人张海超开胸验肺,成为中国肺部活检第一人;郭刚堂骑着摩托车在天南海北寻子21年,是电影《失孤》的原型;2015年,道德模范“刘霆”通过性别重建手术,追寻自我而转身成为“刘婷”。

  张海超的妻子离他而去,这位中国最有名的尘肺病人靠开公交车维生,也继续帮助病友维权。

  郭刚堂已经与近200名疑似的孩子做了DNA检测,但一个都不是。他开了网络直播,和其他丢孩子的家长们一起寻亲。

  生活并没有像电影那般有个完美结局。当刘婷在2015年4月身着一袭红裙出现公众面前,宣布自己是个女人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追寻自我的故事终于可以在掌声和鲜花中完美落幕了——刘婷可以告别道德模范的男人的身体,从此以女性的身份幸福地生活下去。变性手术后的两年里,她出书,演讲,接受采访,参加选美比赛,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侧颜自拍,享受缺失了29年的女性的一切。

  年过三十岁,年龄压力裹挟着责任和社会期待乌云一般压过来。刘婷觉得自己该去做一些“符合实际年龄”的事了。

  2017年,她在餐馆和美容院打了两份工,工资2000元,堪堪够生活。一起工作的同事大多是90后,有些是00后,这些活泼年轻的生命早早便步入普通人的人生正轨,结婚、生子。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刘婷属于同类,她的言行像是一个刚刚毕业便开始打工养家的高中生,直到他们知道她的年龄。

  长期压抑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刘婷习惯性地避开与社会的连接,将自己孤立在边缘,当她重新开始接触社会时,却发现世界变化太快了,“连00后都如此成熟”。同事们聚在一起聊天,她会被小自己十岁的同事数落,“你这种人太单纯了,像你这样工作的话,很容易被欺负的。”

  “别人会觉得你老大不小了,”刘婷惧怕这种落差,“你这个年龄应该要在单位里面上班,要么就是在家里照顾老公和孩子。”

  去年,刘婷去西安参加了一场选美比赛,获得了冠军。今年1月,她和往届的冠军又在西安碰面了,同伴的变化让她有些措手不及。有人已经念了博士,有人快要成家,还有人正在风生水起地经营一家淘宝店。“我是那个变化最少的一个,这让我觉得很恐怖,很有危机感,自己没有成长。”

  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跨性别女性像是列脱了轨的列车,当她迟迟赶到时,车站空空荡荡,她既失去了过去,也分辨不清未来。她形容自己像个捡垃圾的人,跟在别人身后,努力地把别人不要的东西捡起来,等抬起头来,才发现大家早已换了方向。

  刘婷有时显得困惑又伤感,她将之称为“中二病”和“小情小调的伤春悲秋”。那天她去参加同学会,很多人结婚了,带着孩子重游校园。她穿着风衣,化着妆,跟大家一起笑,感慨学校的变化。

  在操场上,刘婷突然哭了:“我跟他们当时接触得并不多,我当时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要挣脱自己的这个牢笼,我没有时间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当我现在想去跟他们有太多接触的时候,当我现在想伸手去抓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没有了。有些事情就不会再来。”

  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的刘婷和2015年前的自己和解了。她保留着自己是男人身体时的衣服,拿出来在身上比了两下,笑着说觉得自己穿上挺帅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敢看自己以前的视频,接受采访,念稿子的,一个都不敢看,觉得“刺眼”。那时被加封“道德模范”、“孝子”荣誉的刘婷,缩在镜头前,沙发上,像只沉默的鹌鹑。她垂下眼睛,面无表情地接受颁奖,讲述自己“背起妈妈上学”的经历,站在聚光灯下,却觉得人生开始坠落。

  “所有脉络都切断了。乱成一团。在公众眼里,我是一个‘孝子’,即便我外表看起来比一般男生柔弱,却也没有影响他们这样定义我。而我自己呢?我不在意前缀的形容词褒贬与否,单是一个‘子’字,就足以让我的内心大泛波澜。”在自传《我本佳人》中,刘婷写道。

  手术前两三年,她会经常做噩梦,在梦里,她说不出话,嘴一张,血就从嘴里流出来。“其实就是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根本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要听,也没有人会明白。爸妈肯定也不会懂的。”母亲劝她,要她顾及社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她觉得“冷静无奈到令人发颤”。直到手术后,她依旧惴惴不安,觉得亏欠了社会,辜负了所有人对道德模范的期待。

  她强烈地需要认同感,迫不及待想要重新跟这个社会产生关联。她报名参加了一场在西安举办的选美比赛,选择再次出现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身体。比赛需要走秀,介绍自己,评委把票都投给了她,“可能觉得我比较特别”,她拿了冠军,出乎自己的意料。她始终记得陌生人的善意,比赛时,一个女孩把高跟鞋借给了她,自己穿着比赛方统一发放的鞋就上了台。“五湖四海参赛者在一起比赛的状态,我很喜欢的,可以结识很多不同的朋友。”刘婷说。

  现实又向她露出一个讽刺的微笑。即便在媒体上公开露面过无数次,她的照片也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离开聚光灯的平常生活中,她无法坦然向别人公开自己的过往。29岁前的经历像烙印一样,烙在她的人生里。

  即便在餐馆和美容院交了些朋友,也没法做到知根知底,当聊天内容开始触及过往时,她便逃开了。她不敢跟男性深交,不敢像别的女孩一样跟男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怕一旦某天过去的事情被知道了,这样的经历和身份会让别人落荒而逃:“还觉得我在骗人家似的。”

  2016年,刘婷谈了一场短暂的恋爱。她与对方分享自己生活里的一切:菜市场买乌龟,漫画,用他们的合照做手机背景。这场恋爱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刘婷发现这位男友满口谎言。母亲怕她受伤,说不希望她赶紧结婚。

  刘婷考虑自己一个人过一辈子。母亲取笑她,话不能说太早,等爱情来了你又得开心得不得了。她大笑,说别再让她盲目地开心了。

  性别错置的矛盾从年少时出现端倪,在青春期身体开始发育时,才展现出面目狰狞。刘婷还记得生物课上,同学们羞涩,不敢去看课本上男女的身体,和精子卵子结合制造生命的过程。她满脑子全是《泰坦尼克号》,幻想着也能来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等待着身体发育,希望能将来生个孩子,直到周围女孩都开始拔高身体,显露出女性的曲线,“才发现,哎呀完了,我跟人家不一样的。”

  即便通过手术获得了女性的身体,性别造成的问题还是时不时从角落里窜出来。刘婷的微博用旧身份证注册的,新的身份证上换了性别,于是微博账号没办法加V认证,直播也没法做。她的学位证与毕业证书上依旧写着:刘霆,性别男。

  这是中国性少数群体必须面临的现实困境:他们一切社会关联都被迫屈服于传统男女二元性别结构下。当一个跨性别男性去应聘时,他可能需要费尽口舌,向上司解释为什么身份证和毕业证上的性别信息是“女”,而他穿着男装,剪着寸头,去男厕所,简历上写的是“男”。

  中国社会对于多元性别的宽容与接纳,远远还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根据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布的《2016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近九成的原生家庭父母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被调查的2060名受访者中,几乎所有被父母等监护人知道跨性别身份的人都受到过一次以上的家庭暴力,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殴打,辱骂,刻意忽略和强制改变着装外表。70.8%还曾在校园里遭受过霸凌。

  在中国,性别重置手术是改变身份证性别信息的唯一依据,这一点却难倒了很多跨性别者——工作环境不友好,让他们很难找到高薪工作;家庭的不支持也让他们缺乏手术资金。在调查中,只有1%的受访者拿到了跟他们认同性别一致的身份证。

  在一次活动上,刘婷认识了一位跨性别男性。那是在一位老师的家里,大家突然开始聊起LGBT话题,他立刻开口说,“我就是啊。”后来刘婷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清秀安静的男孩是个跨性别男性,因为还没有做手术,他的身体还是个女人。刘婷陪着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问:“哦,你要变成女性?”

  医生这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个男人在生理上还是个女人,而变性手术也不仅仅是从男人变成女人。

  “像我的话,似乎已经度过了危险,现在虽然说看似一切安全,但是隐患也是一样的。谁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刘婷说。手术并不完全意味着高枕无忧,问题就在眼前,比如交友和婚恋,“就是你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社会在慢慢多元化起来,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会容易发生碰撞。”

  刘婷仍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她很赞同李银河的一句话,要给她一个环境,好好去适应。鉴于对手术前写的那本《我本佳人》并不满意,她打算2018年再写一本书,反映些社会现实,也考虑去做做模特,总归得变得成熟一些:“机器转动得挺快的时候,难免有些弱者会被碾成碎片,所以才要好好努力。你碾碎我,我起码有时候努力一下还是会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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